关于企业

樊纲是最早对上一轮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,为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。除了专注研究宏观经济,他也试图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社会与人生的问题。提到樊纲,这些观点你应该曾有耳闻,“经济学家不讲道德”“个人不应该炒股”“中国经济有‘韧性’,崩不了”。当然,以上观点在传播中,往往被断章取义甚至曲解。以“经济学家不讲道德”来说,樊纲的本意是,经济学离不开道德等价值体系,但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,也不需要从道德的角度去分析问题。

经济学界“京城四少”的8年磨砺

一直专注研究宏观经济的樊纲,与魏杰、刘伟、钟朋荣被称为经济学界的“京城四少”,其撰写的《灰市场理论》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。作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,樊纲曾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他被西方媒体认为是“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”,连续三年被美国《外交政策研究》和英国《观点》杂志评为“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”之一。

樊纲的经济人生,还要从这里说起。

在那段“上山下乡”汹涌来袭的岁月里,樊纲被裹挟着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白天挖土、伐木、开拖拉机,闲暇时读马列著作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,甚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当时兵团出现的问题。上帝手中拿着一架天平,在天平的一边,你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,不过在别一边,则要放上相应的代价。

虽然错过了中学,但好在赶上了恢复高考,填报志愿时,樊纲三个都选了经济学专业。

他在《经济人生》一书中,侃侃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,“回过头来想,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炼。另外,还有一大收获,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,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。也就是说,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,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。”

没有不好的产业,只有糟糕的企业

中国经济下滑了六年,目前看来,L型基本到底了,于是网上开始热炒中国经济进入“新周期”。在樊纲看来,“一些问题还没解决完,包括产能过剩、债务过多、僵尸企业、库存积压等等,这些问题还得进一步清理,大量企业还得继续调整。”

过去十年,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-2007年及2009-2012年两次“经济过热”,产生了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“后遗症”。在这些周期性问题产生、发展与调整的过程中,一些中小企业的日子不好过,唱衰制造业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。

“说钢铁、水泥、玻璃现在不能投,因为有过剩产能,但长期来讲,这些产业调整之后,还是有发展前途的,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要建,还要出口,要搞‘一带一路’;说互联网挤压了制造业,也是没有逻辑的,有了网购以后,快递车上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吗?”

樊纲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,

很多企业把转型当做了转产,天天想着去做不熟悉的产业,结果把过去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核心竞争力都扔了。

在他看来,中国没有不好的产业,只有做不好的企业。而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逻辑是长期专业的发展。

经济调整对企业来说也是好时机,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很多都是在调整过程中体现的,兼并重组优胜劣汰。未来,产业的集中程度会有所提高,企业要有点前瞻性。各行各业都要用到互联网,要用新技术改造自己,这是趋势。你不用别人用,别人比你效率高,你就会处在劣势。

不是产业不好,是你做得好不好,未来企业最终都要向中高端发展,都要面对环保的约束。

关于消费升级,还能做哪些“文章”

目前来看,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,不是说收入水平低,而是说“消费”占我们的收入比重比较低,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储蓄水平太高。要解决这一问题,就需要了解消费增长的动力。

樊纲认为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,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;完善的社会保障;信贷消费和信贷金融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,我们的信贷金融有了很大发展;最后,还有互联网电商的发展。

对企业来说,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,这些方面还可以“大做文章”。

樊纲提到,不要小看中国实体经济、实体产品的消费,从长远来讲,这是基础,从现在来看,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。

虽然服务性消费在增长,但物质消费还远没有满足,中国人买买买的过程也远没有结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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